刑法分則係重建具體犯罪現場的抽象框架
大前提：凡M是P
小前提：凡S是M
結 論：凡S是P
Garbage in, garbage out.
話說「科際整合」乃各學科之間，知識的相互滲透、取用。目的是為了更能解釋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[1]。科際整合所根據的基礎是什麼。在一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必須能夠憑藉著我們的抽象觀察能力，看出科學諸部門之間，或多或少，有些基本共同的地方。這個共同的地方，就是科際整合成為能夠實現的計畫之真實的憑藉。如果沒有這一憑藉，那麼一切科際整合的嘗試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［1.1］。
三段論法是資料處理，接下來即依此觀點觀察法律人的三段論法。
函數觀
以數學畢氏定理來說，
在平面上的一個直角三角形中，兩個直角邊邊長的平方加起來等於斜邊長的平方。如果設直角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長度分別是a和b，斜邊長度是c，那麼可以用數學語言表達：
此三變數間的關係是，已知a及b即可依下述函數求得c的平方，從程式的觀點，a及b是輸入，該函數是處理，至於c的平方則是結果。套用在三段論法，a及b是輸入也是小前提，函數是處理也是大前提，至於c的平方則是涵攝結果。
程式觀
程式由輸入的資料，經由處理的演算法，進而得出想要的結果。例如，BMI值計算公式：
BMI = 體重(公斤) / 身高2(公尺2)
此公式即為處理體重與身高此二資料的演算法，而演算法的結果即為BMI，例如：一個52公斤的人，身高是155公分，則BMI為：52(公斤)/1.552( 公尺2 )= 21.6
藉由這個結果，在根據「一般的標準」，即 BMI=18.5～24者，則體重屬正常範圍，故上例中的21.6為正常範圍。
依據這樣的「輸人─處理─輸出」（Input-Process-Output）的IPO模型來解讀三段論，輸入是小前提，處理是大前提，而輸出是涵攝的結果。
醫療觀
西方醫學創始人Hippocrates(460-377 BC)在解釋醫師工作時認為，醫師的工作在於釐清症狀與所代表之病徵，例如，起疹子可能是皮膚過敏，喉嚨痛可能是因為感冒。為此，希波克拉底建立了一個以徵狀為主訴之醫學分支的符號系統，並認為醫療診斷就是一種符號系統：因為一個症狀雖然是基於生理狀態產出的結果，但這個徵狀實際上所指並非單純其自身，更是與此徵狀相關的內在狀態或狀況[2]。
心理學觀
行為理論學派，例如帕夫洛夫發現當他在每次餵食前發出固定某種聲音（比如鈴聲）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，狗只要聽到鈴聲，消化液分泌量就會開始增加。鈴聲是小前提，大前提是被制約的狗所習得的「每次餵食前發出固定某種聲音」，涵攝的結論就是「消化液分泌量的增加」。
a及b即可依下述函數求得c的平方，從程式的觀點，a及b是輸入，該函數是處理，至於c的平方則是結果。套用在三段論法，a及b是輸入也是小前提，函數是處理也是大前提，至於c的平方則是涵攝結果。
符號觀
以上述BMI的例子而言，體重與身高此二資料為「符號」，而BMI值計算公式則為「符碼」，符號的意義在「一般的標準」的脈絡下則為結果。
刑法觀
外在事物狀態為輸入，是符號，分則的犯罪規範是處理，是演算法，也就是符碼，至於法律效果則是程式的輸出。《刑法》公然侮辱罪，有不少人因比出中指而被起訴的案例，其中「比出中指」是符號是「能指」，由於該「能指」所代表的「一般意義」，亦即其「所指」是「侮辱」，因此，在其他構成要件符合的情況下，「比出中指」經過「刑法第309條」的演算法處理之後，結果即為「成立公然侮辱罪」。
思考
上述不同的觀點，資料與處理的方式愈來愈模糊，但是只要能確認，那麼結果就必然產生，就算是garbage in，一樣會有garbage out。
我們如何確定看到的符號是體重與身高，或是三角形的二邊？我們如何確定我們找到的演算法或是符碼可以像「體重(公斤) / 身高2(公尺2)」這麼地確定？就算輸入與處理都沒問題，我們又如何確定該輸出的結果在「評價」上的適當性。
「主要的困難不在於從兩個前中得出結論，而在於解決為了建立推理恰恰是應當掌握什麼樣的前提[3.0]」。以刑法來說，如何確定犯罪事實，如何解釋法文的構成要件，最後，涵攝的結果是否適合，是否存在「惡法亦法」之嘆，是否有像是第239條合宜性的批評？甚至構成要件與想要規範的犯罪事實間是否合宜（是否能找到事態的所有能指、事態的能指或能指與能指的關聯是否能像「函數」一般，如實對應）？就像計算迴歸時，線性是否足以說明現象。
事實與文本分析是否需要專業？
國民法官法
根據司法院網頁說明：國民法官制度，就是由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民眾，與法官一起坐在法檯上，共同審判的制度。國民法官雖然沒有法律背景，但可以把不同的生活經驗、價值思考、法律感情，帶進法庭。藉著國民法官的參與，可以讓司法審判更透明，讓司法專業與外界對話，彼此交流與反思，藉此促進國民與法院間的相互理解，期待藉由將國民多元的視野與經驗納入審判中，幫助司法判決更全面[3]。
問題是：現行的法規範所隱含的的「生活經驗、價值思考、法律感情」並非來自所謂的「各行各業的民眾」，那麼在事實認定的小前提，從相對主義的觀點，亦即不同的對象對不同的個體會具同的意義：「一棵樹對於植物學家、伐木工人、詩人和園丁都會是一個非常的對象[4]」或許能在「個案重建」的過程中提供不同於「不食人間煙火」的「恐龍」的見解，但僅是這樣是否「真的能看到更真實的真實」？
但是對於法規範的大前提，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共同判決的判決真能更具正確性？
[1]吳逸驊，圖解社會學，易博士文化，2011年4月，初版，頁27。
［1.1］殷海光，思想與方法，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3年8月，三版，頁325。
[2]黃鼎元，圖解符號學，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22年9月，初版一刷，頁002。
[3]司法院網站，https://social.judicial.gov.tw/CJlandingpage/（最後瀏覽日：112年9月26日）。
[3.0]雍琦，法律邏輯學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1月，初版1刷，頁26。
[4]喬治．雷瑟（George Ritzer）、道格拉斯．古德曼（Douglas Goodman）（著），柯朝欽、鄭祖邦、陳巨擘（譯），社會學理論（下），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年1月，初版一刷，頁040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