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「藏匿犯人」一事而言，到底是「犯人藏匿犯人」之「情節」較重，抑或「犯人教唆他人藏匿犯人」之「情節」較重？法律明文規定的是哪一種？依刑法第164條第1規定：
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、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依共識，「自己藏匿自己」基於期待可能性，不具刑罰性，因此，第164條第1項規定者就排除此種態樣，因此，條文中之行為主體排除「犯人自己」，亦即不存在「犯人藏匿犯人」之適用，亦即「犯人藏匿犯人」不罰，因此「犯人教唆他人藏匿犯人」，依「舉重以明輕」之法理，不具刑罰性，不罰。
因此最高法院24 年上字第 4974 號判例被認為是「舉重以明輕」之法理：
犯人自行隱避，在刑法上既非處罰之行為，則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以便隱避，當然亦在不罰之列。
同樣的邏輯亦出現在刑法第165條，亦即教唆他人隱匿自己之刑事被告案件證據，通說與實務亦以舉重以明輕之法理，認為不成立犯罪：
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，或使用偽造、變造之證據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茲以藏匿人犯圖示舉重以明輕的「比較觀點」，此比較觀點採的是行為人所為行為與教唆行為二者罪質的大小：
但是，就法益保護或行為所建構的形勢風險而言，要考慮的比較情形就不是單純就行為人的實行行為與教唆行為，而是這二種不同的行為對法益危害的風險高低：
倘二者的風險值「=」，那麼「舉重以明輕」自無疑問。但事實是否如此，本文並無實際的風險值高低數據，僅由「可想而知」或是「綜效」的觀點，教唆另一個人後所建構的形勢風險值應為「＞」，因此，行為人的教唆行為對保護法益仍有侵害之風險，應具有可罰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