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第273條義憤殺人罪，依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2564 號判例可知，某一事件必須「足以引起公憤」：
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，非祇以被害人先有不正行為為已足，且必該行為在客觀上有無可容忍，足以引起公憤之情形，始能適用。被害人擅賣眾地吞價不分，固非正當，然此不過處分共有物之不當，尚非使共有人受有不堪容忍之刺激，自無激於義憤之可言。且賣地之事已成過去，尤與當場之意義不符。上訴人將其殺害，自應依通常殺人罪處斷。
這個公憤是一個「常態」的情況，不管是誰都會有的「憤激難忍」，形成一個「憤激難忍」的形勢風險：
依最高法院31 年上字第 1156 號判例可知，條文中的「當場」是「猝然遇合」的「時間點」引起「常態」的公眾會有「憤激難忍」心理狀態：
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，係指他人所實施之不義行為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，猝然遇合，憤激難忍，因而將其殺害者而言。若於他人實施不義之行為以前，預定計劃而於其實施之際或事後將其殺害，即與當場激於義憤之情形不同，不在本條適用範圍之內。
這個「猝然遇合」的「時間點」引起的「憤激難忍」心理狀態有多長可以是行為人行為的合理基礎？如果行為人「心理狀態」以恢復理智，其行為是否仍該當「猝然遇合」而「憤激難忍」？提出這個問題係因，假設有三人同時「猝然遇合」而「全部」都「憤激難忍」，甲「直覺地脫口而出」「教唆」乙殺了被害人，此時到底是教唆以致乙殺人，還是乙「理智線斷裂」而殺人？這涉及甲是否有教唆刑責。或者乙與丙一起殺了被害人，係因乙跟丙說「我們一起殺被害人」這樣的「犯意聯絡」是否存在？還是如果二人都是「猝然遇合」而「憤激難忍」，是否只是各自成罪。類似地，如果被害人是乙的直系血親尊親屬，此時學說與實各有見解及其理由，但不管怎樣都涉及第272條與第273條的選擇。但本文認為，如果這個「猝然遇合」的「時間點」引起的「憤激難忍」心理狀態是「瞬間」讓人「理智線斷裂」，那麼行為人是否還有「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故意」不無疑問。
一旦行為人「理智地」教唆或犯意聯絡，其理狀態與最高法院31 年上字第 1156 號判例中「預定計劃」的理智有何差異？本文認為行為人的「心理狀態」是本罪的核心，而心理狀態涉及「故意」之主觀構成要件，此與「常態下之人」恐有差異，認事用法時不可不察。第273條行為人的「心理狀態」造成行為人之行為，可能沒有「主觀故意」，人卻死了，但其心理狀態亦無法適用「預見可能性」之過失，但人死了，總要有人負起責任，因此特設規定。但就心理狀態而言，如果連「預見可能性」的「理智」都不存在，那麼本罪的刑罰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的刑罰為五年，則本罪似有「輕重失衡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