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3條及第184條，如果以前者的火車及後者的軌道為分析對象，則前者是直接對交通往來的客體為規範，而後者則是輔助該客體的客體規範，二者有明顯的區，亦即，第185條之3打擊的是火車，而第185條之4打擊的是軌道，二罪的客體有明顯的差異，茲圖示如下：
首先，傾覆破壞及損周「看似為行為」，但本異見書認為是「有結果的行為」，就像殺人罪的「殺人」是有結果的行為，該行為為「不定式」，其中的183條只有規範行為結果而未規範被侵害的法益結果，故其本質為「抽象危險犯」，而第184條有「致生往來危險」，故其本質為「具體危險犯」，例如最高法院22 年上字第 201 號判例，其中行為人的行為是「竊取道釘」而此行為的結果是「損害軌道」：
被告屢在隴海鐵路上竊取道釘，其結果既已損壞軌道致生火車往來之危險，自應依刑法第七十五條、第七十四條、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，從一重處斷。
客體的認定上，軌道不能單指軌道，其相應的設施亦屬之，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1086 號刑事判決[1]引用之判例：
以鋼刀割斷鐵路軌道旁所裝設之紅綠號誌線誌線使號誌失靈（最高法院61年臺上字第2933號判例之案例）
此種客體與軌道相關但不接予以損害者，可以本罪的「他法」視之，例如前述判例所舉之態樣：
以物品將軌道旁所裝設之號誌、標誌遮蔽，使其失去指示、禁止、警告之作用；於火車軌道上堆置石塊或其他障礙物；扳動鐵路轉轍器，使火車駛入錯誤之軌道；設置虛偽標誌；給予錯誤之號誌（如使本應停止之火車繼續行駛）；使無人之電車失去控制疾駛（日本三鷹事件）；……；掘削電車沿線之土地使電車行經路線之土地崩塌致有使電柱倒塌、電車脫線之具體危險（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15年之案例）等，皆係足使軌道、標誌等喪失導引交通往來效用，或足使火車、電車運行發生相當於軌道、標誌損壞效果之方法。
其次，此二罪是交通往來危險，因此法益是否有侵害的危險應該將「直接客體」納入評價，例如第184條的「損害結果」態樣很多，但是是否發生往來危險時，納入直接客體的火車後，例如火車出軌，軍用裝備運輸的火車出軌或者運送旅客的火車出軌，接著予以評價是否「致生交通往來之危險」，該當則為第184條第1項。第183條打擊的本來就是直接客體，該罪只評價行為人的行為結果是否為傾覆破壞，但不納入法益的侵害結果。
延續前述論述，首先，倘打擊的客體是軌道，而行為結果是傾覆破壞，這表示已納入直接客體，依第184條第2項規定直接論以第183條第1項之罪。但傾覆破壞的火車如果「~現有人所在」呢，例如軍用裝備運輸的火車。第183條第1項的火車係「現有人所在」，因此，火車一旦傾覆破壞則在「常態生活經驗上」必然造成法益的侵害，但「~現有人所在」並不必然有這個「常態生活經驗上」的必然，卻論以本罪，是否過苛？
其次，第183條打擊的對象是直接客體的火車，但並未發生傾覆破壞的結果時，則無本罪之適用，惟其結果若仍評價為「致生往來之危險」時，如何論處，難道只有第354條之罪？
茲就前述的異見及疑問，圖示如下：
關於不以直接客體為打擊， 倘有第184條的「他法」可以涵攝，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結果有「致生往來之危險」時，那麼打擊的客體係直接客體的火車時，似能論以本罪而非僅是第354條之罪。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70 號刑事判決[2]似乎採此觀點：
刑法第184條第1項以損壞軌道、燈塔、標識或以他法致生火車、電車或其他供水、陸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車、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，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；旨在保護公眾交通往來之安全；所謂「以他法」，係指以損壞軌道、燈塔、標識以外之相類方法，致生火車、電車或公眾運輸工具往來之危險者而言；其損壞之方法並無限制，非僅指損壞火車號誌、以石塊堆置於鐵軌等手段；其客體亦不限於軌道、燈塔、標識，如於車站或公眾運輸工具上引燃爆裂物或施放毒害物質，導致該交通據點及所停放或行駛中之公眾運輸工具受損、其上或附近之人員傷亡，自均造成往來之危險，而屬該條規定所欲保護之社會法益範疇。
[1]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00%2c%e4%b8%8a%e8%a8%b4%2c1086%2c20111007%2c3
[2]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5%2c%e5%8f%b0%e4%b8%8a%2c270%2c20160127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