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則關於火之公共危險相當有名的判例是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218判例：
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放火罪，係以放火燒燬之住宅或建築物等現既供人使用或有人所在，依通常情形往往因放火結果遭受意外之危害，為保護公共安全起見，特為加重處刑之規定。故該條項所稱之人，當然係指放火人犯以外之人而言，如果前項住宅或建築物，即為放火人犯自行使用或祇有該犯在內，則其使用或所在之人，已明知放火行為並不致遭受何種意外危害，自不能適用該條項處斷，上訴人教唆某甲、某乙放火燒燬某處店房，該屋之住戶某丙，即為上訴人事前串商之共犯，此外並無不知情之他人在內，顯與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所載之客體不符。
以下將時空調轉至民國28年獨門獨戶的住宅而非現行集合住宅的前提說明。配合此判例關於放火與第173條第1項及第174條第2項條文，圖示如下。由圖示明顯可知，住宅所有人的存在與否「決定性地」建構了公共 危險形勢是否合理？除非本罪保護的放火人的「生命身體法益」，否則「明知放火行為並不致遭受何種意外危害」為何是法官拿來說嘴的理由？
同樣的荒謬是行為人過失「失火」的認事用法：住宅所有人被法官認為仍在屋內，所以適用第173條第2項。但第173條第2項是抽象危險犯，光憑一個人就能從上圖沒有人需有「致生公共危險」的形勢風險「轉變」為不需判斷的抽象危險犯，憑什麼！
「故意」放火的人，自己不會有傷亡，是否論罪還要具體判斷「致生公共危險」，而「過矢」失火的人死了或受傷了，卻直接背負公共危險，使得惡性較重之放火，其應負之罪責較惡性較輕之失火為重，這個的判例所為之評價豈失「輕重失衡」！例如前面圖示之個案中，行為人的住宅係獨門獨戶且周圍並無鄰居，故意放火的人燒了自己的房子，人沒事，頂多就是房子沒了，但不負「公共危險」罪責。惟失火之人，一樣是房子沒了，如果人死了還好，否則受傷了還直接背負「公共危險」罪責，到底是「誰比較可惡」。
這樣的法官，這樣判例，這樣的不知檢討仍延用之法律人，可悲！如果法律人是人而非神，很多時候根本無法決定出「常態性」的抽象危險，即應放棄這樣的立法而改採個案認定的「具體危險」，畢竟法律人是「人」不是「神」，哪來那麼多的「先知」可以直接從錯綜複雜的社會事實中，僅「抽出（abstract）」用一或二個條件就能篩選出「抽象危險（abstrakte Gefährdungsdelikte）」。
